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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蔷:三十年前的音乐圈 ,我说什么是什么

发布时间: 2018-08-21     来源: 新京报   点击: 526 次
 
 



  张蔷 1967年12月出生于北京,1985年发行首张专辑《东京之夜》后,两年之间推出15张唱片总销量超过两千万,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狂热的“迪斯科热潮”。1986年成为首位登上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内地女歌手。


  她曾是内地唱片销量纪录的保持者,也是首位登上《时代周刊》的内地女歌手,最红的时候,音像公司拿一套四合院换她一张专辑。那是1987年,她尚不满20岁,却已经结结实实地火了三年,在同龄人中,在整个音乐界里,没有对手。


 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,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渴求,注定了一些人要走上时代的舞台,在风口中,成为激荡。张蔷是其中的佼佼者,她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歌手能取得的一切,随后又毫无征兆地退隐,在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的因缘际会中,张蔷本性里对自由和美的追求,让她的人生与音乐成为时代的孤品。


  制造浪潮的女孩


  首张专辑起印60万张,一售而空


  在张蔷的记忆里,改革开放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可以穿得好看了,人们戴着彩色耳环走在大街上,似乎宣告着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。


  在此之前,美是一种集体意志,在个人生活中长期缺位,更与感受无关。她一度羡慕三十年代的旧上海,十里洋场中的女性,体态婀娜,风情万种。


  中学时代的张蔷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质。她是学校里唯一穿红皮鞋上学的学生,不仅是校内的焦点,也成了校外的重点关注对象。放学路上,会被社会青年“截”。


  当时社会青年并非贬义,词意中性,仅限字面。在通讯方式并不发达的年代,年轻人交友方式几乎只能如此,她害怕也很得意。


  对于中学时代的张蔷来说,美只是模仿,但是对美的向往,则是本能,似乎她天生对那些浪漫的、唯美的事物有着更强的感受力。她曾因为受到一部爱情电影的感动,回家对着镜子狂练接吻,但总觉得缺少点神韵。第二天上学,她用课本挡住自己,对着教室墙继续练,同学问她为什么面壁,她说,练亲嘴呢。


  那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张蔷眼里美得如同一只豹子,电影场景有现实中不存在的华丽,所有人都穿得很好,像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里的生活。那时她有很多想穿的衣服,商店里买不到,只能跟母亲一起手工制作。


  张蔷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,她的古典音乐底子就是源于母亲。中国电影乐团除了音乐演出外,还要为各类电影、电视、纪录片、专题片录音,乐团里常有国外唱片作内部资料,张蔷和母亲会把最新的音乐翻录。同时,家里的“海外关系”也为她提供了大量音乐,这些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,而张蔷接触到的唱片封面、国外电影、杂志也在影响着她的审美。


  因为母亲工作的缘故,张蔷看的听的,都是国外的演出和音乐,她渐渐笃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——当歌手,并且与众不同。下定决心后,张蔷很快离开了学校,那时,没有任何人会想到,这个十几岁的女孩,会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创一个新的浪潮。



  张蔷(左)与母亲登上《时代周刊》。


  成为歌手的经历异常顺利,当然,这也是个被讲述过多次的故事。1984年,张蔷母亲的院团同事告诉她,云南音像想签约一批年轻歌手,知道张蔷唱得不错,可以去试试。


  张蔷在北京录制了小样寄过去,随后,对方邀请她去云南录音,半个月时间,第一张专辑《东京之夜》诞生,张蔷拿到1400元唱片酬劳,在月工资两位数的时代,这笔钱称得上巨款。


  专辑上市后出乎意料地爆红,起印60万张一售而空,随后加印了250万张,她的声音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,商店里都在放她的歌。随后,云南音像决定以六倍的酬金再与张蔷签约一张专辑,她差点成为被一张专辑成就的万元户,但财务上已经完全自由了,“在哪儿我都是大户,没有比我有钱的,我们团(中国电影乐团)也是我最有钱。”张蔷举例,“相当于把我们团所有编制(的收入)全给我一人,就这么牛。”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,到她出国留学前换外汇时,现金已经需要用行李箱来装,一次可以换完一条街所有的美元。


  很多“老人”嫉妒张蔷,对她非科班的出身颇有微词,张蔷不以为然,“没办法,人就认我,买我的账,谁嫉妒都没用。”那时虽然她刚刚离开校园一年,但已对自己、对职业有着超越年龄的认知,她明白一个歌手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,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。


  那时大家没有版权意识,一首公认的好歌通常可以听到数个版本。在首张专辑《东京之夜》中,张蔷选择的翻唱作品多是自己喜爱的,选歌的标准是节奏明快、曲调优美、律动感强,能让人快乐的歌。如今看来,《东京之夜》整张专辑的制作和编曲都非常简陋,但张蔷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带给人们足够的惊喜。


  对歌手来说,声音的辨识度是重要的先决条件,张蔷的嗓音既甜腻、浪漫、性感,又摩登、失真、虚幻,因此她的歌曲已不仅仅是一种抒情,同时也在延展人们对音乐、对生活的想象。一位与张蔷年龄相仿的资深歌迷说,那时候张蔷的嗓音是又乖又坏,又风流又纯情,所以年轻人都喜欢她,好听,来劲。


  或许还有一点别的原因,在这张专辑里,多数歌词是叙事形式,口吻是少女式的,语感类似日记。在大家表达感情仍显羞涩的日子里,张蔷歌里直白的快乐和忧伤,于很多人的心灵都是明晃晃的存在,甚至还有一丝挑逗禁忌的快感。


  随后,张蔷在两年内接连推出15张专辑,总销量超过两千万,留下无数首被传唱的金曲,彻底成为潮流的主宰者,“最辉煌的时候,音乐圈我说什么是什么,我唱什么全国人民听什么。”


  她的形象也有了更多的变化。渔网袜、露背装、高跟鞋都不再是画报上的图片,而是她生活中的实用品,张蔷有大把机会把它们穿出去,尤其在迪斯科舞会上,她总是最吸引人的那类女孩。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,她在1984年烫了标志性的爆炸头,终于在一年多之后,等来了有定型功能的摩丝,她再也不用隔几个月就去重新烫一回了。

  

  2013年张蔷推出专辑《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》。


  我的黄金时代


  有个叫莫言的青年要和我合作


  张蔷说自己在最红的时候选择离开,没有一点遗憾,因为成名之路太过顺利,也就不那么珍惜。“我属于一步登天的,不像很多歌手住地下室,好不容易混到了这一步。我的起点很高,上来就录音。走过短暂的穴,当时我也不怎么选择走穴,因为一张专辑已经挣了人家好几年的钱。”


  那时演出市场火爆且混乱,到处是穴头,穴头又到处攒人演出,很多穴头不靠谱。张蔷说,以前唱摇滚的遇到这种情况最多,唱完穴头跑了,乐队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。


  这种不靠谱的事没有在她身上发生过,她最开始走穴便跟着著名的穴头郭传林,也是后来缔造了黑豹乐队的经纪人,同行的有全国最火的演员刘晓庆,张蔷很多穴都是跟刘晓庆走的,两人住一屋。


  张蔷走穴的价格是八块钱一场,而且是合同先行,她也是最早受到合约保护的歌手,当时那种不算规范的合约,是后来很多合约的雏形。她的唱片合约也经常多出一个条款,在唱片发行前,不得参与其他唱片的录制工作。张蔷遇到最糟糕的走穴是现场没有麦克风,她拿着开会用的大喇叭唱的歌,不过,这对很多常年走穴的歌手来说,并不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片段。


  生活对她始终是宠爱的,就像歌迷对她的态度一样。那时她在舞台上不与观众互动,报幕员报完幕,她便直接上去唱,一句话不说,“我那会儿比较害羞,没有什么亲和力,比王菲还酷呢。但是我唱的音乐形式他们接受,我是来展示自我的。”


  在首体的一场拼盘演出中,张蔷倒数第二个出场。那会儿的场馆演出文化是国骂,观众都跟球迷似的。当晚每个演员上台都会被攻击一番,直到报幕员说出张蔷的名字,骂声变成欢呼声。等张蔷唱完,观众开始向场地内扔钢镚,“像一场闪着银光的雨。”张蔷说,扔下来的钢镚最大面值是五分的,大多都是一分二分的,但是数量实在太多了,她记得她和伴唱周晓鸥在演出后每人都捡了一帽子的钱。后来,周晓鸥和当时伴奏的鼓手二毛组建了红极一时的流行摇滚乐队——零点乐队。


  没有演出的时候,张蔷常带着周晓鸥、二毛、吉他手大毛去饭店吃好的。那时喜欢来找她玩的还有常宽和栾树,有一次栾树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写的歌,张蔷对栾树说,你将来一定会成功,这个歌好听。


  在如今的公众印象中,是摩登天空与新裤子乐队把张蔷和摇滚乐联系到了一起。但将张蔷早期的音乐和生活完全铺开,可以看到中国摇滚乐和原创音乐萌芽状态时的写照。她说自己从未与摇滚圈走得很近,但在当时,能感觉到栾树、丁武、高旗、常宽这些后来的乐队主唱都已显露出才华。她印象最深的是崔健,签合同时会告诉对方找他律师谈,张蔷觉得他还挺狂,还找律师,有事不都找片警吗?


  张蔷出道后,经纪人一直是她的母亲。许多歌迷会找上门来,母亲帮忙接待,曾有一个山东口音的青年经常来,张蔷母亲也是山东人,便多了点亲切。男青年说自己是写东西的,希望以后可以合作。张蔷说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时,总觉得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。除此之外,她只记得名字,因为特别,男青年曾向她母亲解释过,莫言就是少说话的意思。2012年,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,便上网搜了照片,发现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,感慨道,怎么这么老了!


  在张蔷身上,很难看到年代感,她永远是现在时的状态,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。即使她现在的音乐被贴上复古标签,可代表的却是时髦的风格。她喜欢的东西一直没有本质上的变化,因此怀旧对她来说,是毫无必要的抒情。从1984年走红,到1987年忽然远赴澳大利亚留学,中间的三年时间,是她自己作为歌手的黄金时代。但对张蔷来说,黄金时代也存在很大的问题——当时所有的路都不是很好,不适合穿高跟鞋。


 

  1984年张蔷烫了标志性的爆炸头,去年她在推出新专辑时复刻了当年的造型。


  不如跳舞


  去迪斯科舞会是种享受
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风潮,还没有真正成为大众娱乐活动,绝大多数人对迪斯科的了解仅仅停留在磁带上,去舞厅跳迪斯科,是少数人的生活。


  那时舞会稀缺,能跳迪斯科的舞会更少,谁有舞会的信息,或者有混进舞会的能力,都可以成为现实生活里的资本。


  “那会儿玩北京迪斯科的都得有背景的,不是说随便没点关系,拿护照就能进的。”张蔷说当时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地方,外交公寓、西苑饭店、丽都、昆仑饭店,在里面跳舞的都是最时髦的年轻人。


  非迪斯科的舞会中,北冰洋汽水是奢侈品,但在迪斯科场所里,大家喝可乐和进口的橙汁。对张蔷来说,那时候参加迪斯科舞会,是至高无上的享受,“音乐都是麦当娜,大屏幕那种,可带劲了,一到我喜欢的我就上去,不喜欢了我就回来喝水。”


  参加迪斯科舞会的女孩会暗中攀比,彼此较劲。常有一些被张蔷形容为假酷的女孩,永远叼着烟,见人就翻白眼,后来都陆续嫁到了国外,还有另一些女孩,几乎都在九十年代选择了下海经商,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剩下的,也是最少的,便是张蔷这种单纯去享受音乐的。


  蕾丝丝袜是当时迪斯科女孩的标准装备,棕色是罕见的顶配,即使在舞会上,也不太容易见到,张蔷是唯一穿渔网袜去的。男孩的眼神是女孩之间胜负的体现,经常全场都看她一个人。


  “男孩子看你吧,总有一种恶狼式的、渴望的眼神,那就是我们心里想满足的东西,是我们想要的。这就是迪斯科文化,你要证明你很有吸引力”。


  她只希望认识漂亮的男孩,“那种斯文的,个高腿长,白白净净,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的。”如果需要现实作为注脚,就是费翔、刘文正那样的长相。


  八十年代的迪斯科文化里,男孩长得漂亮就是核心竞争力,有没有钱不在考虑范围内,人们也没有这些概念。当时她有一个非常符合自己审美的男朋友,两人总去高档场所消费,大多都是她买单。


  那时认识她的人太多,在公共场合、甚至公交车上都会被陌生人截,要跟她磕终身。张蔷说消费高的地儿人少,因此不容易起冲突,男朋友属于斯文型,战斗力不强。她遇到过特别野的社会青年,撇腿坐在自行车上,手里握着链子,车把上还蹲着一只猴,这些也发生在八十年代。


  


  倒带40年


  1 改革开放后最想去哪里看看?去了吗?


  张蔷:那会儿最想去的地方应该是美国吧。我也向往过,还翻出衣服,想着到美国后穿哪件。那会儿我听的音乐很多都是美国的。所以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但是到现在我都没去过,也不想去了。


  2 那时哪部文艺作品对你产生的触动最深?


  张蔷:文学我记忆中好像是《雷雨》。电影的话,像山口百惠演的《绝唱》,还有《永恒的爱情》《卡桑德拉大桥》,这些都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看到的电影。音乐方面,是日本的佐田雅志,他唱的最著名的歌曲叫《男子汉宣言》。当年在上海,看完他的演出,年轻男女都特兴奋,不想回家,必须到小馆子里继续聊音乐。但是我当时没在上海,是我同学跟我说的。


  3 还记得改革开放后,买的第一件以前想买而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?


  张蔷:那时候特渴望一个眼影盘,就是那种有很多颜色的,地摊上17块钱一个,广州进口的。后来在友谊商店看见过,等我有了经济条件时,又看不上了。


  4 当时有什么梦想?


  张蔷:那会儿我的梦想是进歌舞团,当一个真正的歌唱演员,端一辈子铁饭碗。但是一直没实现。当时我想进广播乐团,正好张政是团长,我和他关系挺好,他说你来吧,结果满北京找我的档案找不着。不知道谁给我弄丢了,所以一直没机会进入体制内。

   

主管单位:山西省妇女联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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